黄巾之乱的爆发给东汉王朝的统治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王朝的威严几乎全失。此时，汉羌民族的离心力量显著增强，开始联合进行叛乱。“北地的先零羌和枹罕河关一带的群盗反叛，北宫伯玉等掳掠金城的人边章和韩遂，并且让他们掌握了军政大权。”在镇压这些叛乱的过程中，一批强有力的地方军阀崭露头角，进一步增强了边地的离心力量，给东汉王朝的统治秩序带来更大的冲击。
其中，韩遂拥有十多万兵力，并对陇西进行围攻，马腾也自封为“合众将军”，与韩遂联合。西边的战略失败不仅对汉王朝其他边疆的经略产生了消极影响，而且也破坏了东汉的统治结构，成为最终导致东汉末年大乱的主要原因之一。
相比北方和西方的边疆，东汉面对的南方情况更为复杂，南方由多个松散的民族组成，地理范围也广阔，且开发程度相对较低。这样的复杂性导致东汉王朝在南方的政策更多采用了温和的手段来解决纷争。此外，相较于北方民族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制衡，南方的民族相对较弱且分散，因此东汉对于南方的边疆经略显得比较松懈，缺乏系统的战略规划和部署，更多依赖于地方官吏的能力和个人素质来维系治安。
展开剩余77%西南边疆的地理范围主要涵盖今天的四川西部、南部以及贵州、云南等地。西汉武帝时期，汉朝成功征服了西南边疆。建元六年，唐蒙向汉武帝上书，称南越王赵佗已经越过礼法界限，实际上成了独立的地方势力，他建议联合夜郎等少数民族攻灭南越并巩固统治。唐蒙的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可，最终他成功派遣使节与夜郎国建立联系，通过赐予土地和官职的方式设立了犍为郡。随后，司马相如进一步建议设立更多的郡，成功在西南边疆建立了郡县体系。
西汉通过一系列的征战，消灭了南越的势力，并将多个西南地区纳入了自己的统治。西汉王朝不仅设立了越巂、沈犁、汶山、武都四个郡，还在元封二年继续征服了滇国，建立了益州郡，标志着西汉对西南边疆的统治进一步稳固。在此基础上，西汉王朝的边疆经略逐步转向了维护现有秩序，平定地方叛乱的阶段。汉昭帝时期，益州爆发大规模叛乱，最终被平定。汉成帝时，夜郎和钩町的联合反叛，再次遭到镇压。
至新莽时期，王莽的改制失败，导致西南边疆的局势急剧恶化，反叛之风席卷而起。公孙述在四川自立为王，一部分西南夷首领投靠了他。尽管如此，仍有忠于汉室的地方官员在努力维持局面。例如，广汉太守文齐成功安抚了周围的少数民族，为东汉王朝的再度统一西南边疆打下了基础。
在东汉建武时期，公孙述的割据势力被消灭，西南边疆的统一得以恢复，但这并不意味着汉王朝对西南的统治彻底稳固。建武十八年，西南诸民族联合反叛，经过两年的战斗，叛乱被平定，并且汉王朝完成了对西南地区的再征服。此后，东汉进一步扩展了其对西南的统治，建立了更多的郡县体系。
明帝时期，随着哀牢夷的内附，东汉王朝进一步扩展了在西南边疆的控制，开设了哀牢县和博南县，并通过整合行政区域，达成了“始通博南山”的战略成果。在建武十八年平定的西南夷叛乱之后，东汉任命了一批优秀的官员，如王追和郑纯等，采取积极的镇抚政策，加强了与西南各民族的联系，推动了当地社会的安定与发展。
然而，直到汉灵帝时期，西南边疆再度爆发大规模的叛乱。随着东汉王朝的衰退，内部统治集团的矛盾加剧，对于边疆地区的治理能力逐步下降。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此时常常联合起来进行反叛，且汉人也有参与其中，反抗封建压迫。
东南边疆的形势相对更为复杂，涉及的区域广泛，包括东海、南海沿岸的众多岛屿以及越南南部的领土。秦始皇时期，秦王朝对东南边疆进行了扩张，设立了桂林、象郡、南海等地区的郡县。然而，随着赵佗的崛起，南越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势力，西汉建立后，汉高祖刘邦通过和谈恢复了对南越地区的名义统治。
西汉在灭掉南越国后，建立了岭南九郡，并通过一系列战争进一步稳固了东南边疆的控制。然而，由于地理距离遥远以及封建制度的压迫，东南地区仍然时常发生叛乱。在东汉时期，尽管南方的民族相对分散、力量较弱，但仍频繁爆发骚乱，汉朝为平定叛乱也采取了军民并用的策略。虽然有时有反叛的情绪，但东南边疆的叛乱最终都得到了有效控制，并未导致地方的完全失控。
总体而言，东南边疆尽管时有叛乱，但由于当地民族力量较为分散且相对较弱，东汉王朝依然能够通过军事和民事手段，维持对该地区的有效控制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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